机场到沧白路还是有一段路的距离的，所以我尝试着跟他们聊天，也乘机打听下他们此行到底是什么目的。由于之前注意到祖孙俩的口音有些不同，于是我就问吴老，说你们是哪里人？吴老告诉我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我再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他已经83岁了。我说老人家身体挺仙健的啊，他乐呵呵的就没有再说话，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俩眼呆呆的望着窗外，一副感情饱满的样子。于是我找不到理由去打扰，如果他真的作为一个几十年后重新踏上重庆这片土地的故人，那么他和这座城市必然有着那么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城市不同，他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这次回来，才倍感怀念吧。当然，除了透过后视镜打量后排座窗边的吴老外，我也偷偷瞄了瞄副驾驶上，吴姑娘的大腿。这很容易造成车祸，我是知道的，所以我特别把车速稍微减慢了一点。
吴小姐跟我说，她和爷爷是来自台湾，这次回内地来，一是为了寻根问祖，二是拜访旧人。自己父母要帮着哥哥嫂嫂照顾孩子，也走不开，自己恰巧在台湾拿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留学申请，所以乘着这个机会就跟着爷爷一道，一方面照顾下他这个老人，一方面也是回来看看同胞的情况。
我虽然对台湾印象不深，不过她的说法倒是解释了为什么口音不同的原因。对于台湾，我只知道那里是国民党的地盘，他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都说自己是中华台北队。而台北是一个城市，中华台北，根子还在中华，起码人家还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国家的高度上。对于政治问题，我一向是不会多说的，两岸的关系和情况不同，所以人民在认知的角度上难免会有偏差，这就好像金大胖二胖三胖告诉他们的人民，三八线以南是敌人的土地，是傀儡的政权一样，所以多年来朝韩之间骨肉分离的事情不在少数。而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我向来还比较客观，起码老一辈的台湾人，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移民过去的，于是我猜测坐在身后的吴老，八成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和故土分离，到老了，气氛松懈一点的时候，才回到自己的家乡。恰好那一年，一个叫宋楚瑜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湖南，用地道的湖南话对乡亲们说，乡亲们，楚瑜回来了。不管是装腔作势还是在作秀，至少我从那句话里，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
于是我大着胆子问吴老，您是哪年到的台湾呢？他回答我说，1951年。我试探性的说，4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去了台湾，您不是跟着他们一块去的吗？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问他，是不是当年的国军，跟着老蒋撤退了。他沉默了一会说，49年的时候，他没能走成，于是到香港躲了两年，才辗转去了台湾。
我没继续往下问，因为他说是“躲”了两年。
估计这当中的细节我再问下去就叫做窥探隐私，而且说不定人家还对我产生反感了。不过就这么几句问答，我对这位吴春生老人的身份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他曾是国民党的军官，因为士兵若非是功勋卓著，还是没什么机会跟着大部队撤退台湾的，而我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功勋卓著。因为这样的优秀士兵到了台湾以后一定会被封为高官，就算是退出了政坛，他想要回到大陆来，估计光是通过海关审查就是个困难事，所以我断定他肯定不是士兵，得是个军官，或者是军官的家属。再者，他离开大陆去台湾一定是经历了什么磨难的，否则他不会用到“躲”这么个字眼，而所谓的躲，躲谁呢？这就不言而喻。
一边开车一边跟吴小姐闲聊，吴小姐似乎是对吴老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她也察觉到自己的爷爷不愿意多说，于是她就当起了吴老的代言人。从她嘴里套话就容易多了，她告诉我，这次来重庆，是因为爷爷之前在重庆呆过不少日子，有些朋友还留在重庆，尚未去世，拜托我接待的那位老前辈就是其中一个，但是由于是清修之人，有朋而来也不见想必是有原因的，这也勉强不得，而吴小姐还告诉我，此行的另一个目的，也是拜会一位她爷爷故人的遗孤，她说自己爷爷多年来一直有心结，而心结就出在这家人身上。所以特别需要我来作陪。
我有点纳闷，我说我们之前也不认识呀，为什么指定要我来作陪呢，吴小姐笑着说，当然了，我们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爷爷说他有些话憋在心里好几十年了，想要对那位逝去的故人说，算是了却他的一段心愿吧。
于是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老前辈不肯亲自来而要我代劳的原因，诚如我所说，老前辈看见这些鬼怪，那自然是非打不可，而这次要找的一个灵魂，却是自己老友的故人，自己就算下的去手，朋友面子上也担待不起，于是就让我来，不管我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那就是我的个人行为了。
我突然就对那位老前辈感到敬畏，因为他是见识过我做事的方式的，我和他不同，我可能心肠比较软，往往会把一件事情刨根问底，再非常感性地来决定到底怎么做，他甚至在之前对我直言说，我不适合做这行，因为我投入了过多的个人情感和判断，谁又来判断我的世界究竟孰对孰错呢。可我依旧这么坚持着，为了那些素不相识却不曾离开的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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