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编制膨胀不严重，严重的是武官。
洪武时期，武官平日在都督府、都司、卫所等衙门任职理事，遇有战事则钦命元勋重臣为将帅，其下则率其属，听所命主帅调度。
明初，凡内外大小军职衙门官员俱有额数，以1标准卫辖5千户所计，每卫武职84员，独立的守御千户所标准为十5员。洪武26年全国有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外加都司、5军都督府等官，应有额缺2万9千左右。
朱元璋对武职与世袭特权的授予非常慎重，对战争中立功人员多赏少升，所以2年间南征北战，武官只增加不到4千员。职位额缺大于官数，世袭者有职可任，对立功升迁者虚位以待。因此除幼疾等特殊原因，不会出现有官无职的情况，这是‘阶职合1’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靖难之役后，成祖为培养1批因靖难获益的军功新贵，也为大肆成批收买人心，多次升赏靖难军官兵及各地开城迎降者。此后漠北与海外用兵，又升授了大批武官。
他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1个天大的包袱！
至宣德3年3月，兵部尚书张本奏称：“内外军职不下9万余人。”
永乐以后武官的人数是洪武额缺的3倍，尽管明朝在都司卫所之外组建京营，又添设了许多差委职位，但‘官人’还是远多于官缺的。成祖死后，明军从漠北及海外撤回，大批武官的安置成为1大问题。很多新任武官只是挂职于武职衙门领俸禄，并未到任理事。
如成祖即位，升宣府中护卫指挥佥事刘清为都指挥同知，仍令随侍，表彰其开金川门逢迎功也；奉天征讨官多有已升都指挥，而今仍于京卫更番宿卫者，虽已给都指挥俸，而宿卫与军士同列，名实不称；仁宗时，奉天征讨诸将虽受官给禄，仍有年逾6尚留京师执行伍之役者。
职位有限而官员众多，竟有升至正2品都指挥使，仍与军士1样服役者。或以高级武职留任低级职位的情况也不断出现，如成祖命都指挥佥事刘达掌滁州卫事。让1个都指挥佥事干卫指挥佥事的差事，高职低差。
放在后世，9是让1个正军级干部，挂着中将军衔去做1个副师长或者旅长！
最初，刘达为滁州卫指挥佥事，以归附功升都指挥佥事，最终无官可给，仍命掌本卫事。官阶与职位已不对等。
当时的成祖皇帝，完全也被自己起家时大肆封赏而泛滥的军功世袭卫所军官阶层给拖累了，他也不敢对这些人裁撤。影响他的信誉，他也对当年的老兄弟下不了手，也担心激化矛盾。毕竟成祖时期的卫所军官，可都是杀人起家的，遇到想不通的事情可能9会提刀和你拼命！
同时，世袭制度必然会出现纨绔子弟，洪武、永乐时9有京畿卫指挥1早去衙门点卯，多不入公署处理政事的，遇有事务或责任9互相推避的情况。官员素质低下，不仅坐堂理政相互推诿，甚至渎职贪贿，苦虐、役占军士以谋私利，导致军士逃亡，军备废弛。
当时9有人建议：“慎选良将任以边寄，凡袭职幼官改调内地。”
于是兵部查考各卫所袭职幼官多者，选老成旧官1人相兼管事，仍敕都司不许差委，庶使行事得当，这样9能让军务能正常运转得到处理，但会产生更多的闲职，挂职白吃饭的武官出现。
人员大量增加，更加剧了武官素质的良莠不齐，朝廷必须对世袭武官加以简选。但涉及太广，困难重重。
显然，明王朝是不能坐视武职冗滥致使军政败坏的，但由于武职袭替制度的存在，武官过多的局面难以扭转，只能对任用方式加以调整。
宣德8年，兵部右侍郎王骥奏准：“宜行各处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司及总兵镇守官从公推选，每都司卫所掌印官各1人，及选老成能干佐贰官2人，常留1人在任理事。”
并要求非有警急重务不许更替调动，仍以选定的这3名官员职造册回奏，负责与朝廷进行沟通。其他的卫所军官，则失去掌军政事的权力以及和朝廷沟通上奏的权力，彻底被闲置。
这3位官员，即所谓‘军政官’，专差管理都司卫所军政。最初军政官1旦选定，若无过犯即不更改。
至成化2年，因掌印理事者后人放肆而妄为，干着实际工作又无升迁门路；又有新袭职者，也想治事却也没有门路。
于是兵部自成化2年为始，以5年为期，令各处巡抚、巡按等官考选都司卫所军职，或进或退，必须合乎公论。
9是每5年对挂职于该卫所衙门的武官进行考察，并挑选重新挑选数员理事；若无合适人选，许可他们从官多的卫所分量调12员管事，或‘1人兼数印’。
宁可让大多数人空领俸禄，也要保证在职理事军功的素质，这9是成化皇帝的决心。人可以白养，但你们9乖乖当米虫，别想跳出来败坏军政务。
以往世袭‘指挥使1卫之长’，如今是‘不论指挥使、同知、佥事，考选其才者充之’，都督府‘率皆公、侯、伯’及资深都督选充。
成化皇帝的举措，终于将泛滥的卫所官给收拾了1下，但也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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