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侍卫长俞济时刚刚睡下就被电话吵醒，他打开灯看看时间，凌晨两点。接起电话，一听是彭小文在缅甸打了胜仗给蒋委员长报喜，俞济时道：“哦，这个事情啊，那就明天早上再报吧，委座刚休息不久，小文打胜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挂掉电话想了想，俞济时拿起电话道：“接一下吴秘书。”
吴秘书就是吴国桢，现任蒋介石的国际问题秘书，缅甸方面获得胜利，还是应该通知吴国桢一下的。
“谢谢良桢老弟，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吧，对对，不用现在惊动委座了，明天一早我把消息告诉他。”吴国桢在电话里对俞济时及时通知自己表示感谢。
（二）
提到蒋介石的秘书，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领袖文胆”、“总裁智囊”之称的陈布雷，很少听到吴国桢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国那段历史中，吴国桢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18岁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23岁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获得了哲学博士，回国后29岁便担任武汉市市长，当时叫汉口。后来还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抗战期间担任陪都重庆市市长、抗战胜利后担任大上海的市长，1949年大撤退时期担任台湾省主席，都知道陈诚是台湾省主席，但是很少人知道那段非常时期担任省主席的是这个吴国桢。
中国加入反法西斯同盟的时候，吴国桢担任外交部次长和蒋介石国际问题秘书，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宋子文与蒋介石发生矛盾的时候，宋子文曾经请吴国桢担当中间人帮助化解，可见当时蒋介石对吴国桢信任程度之深。
后来，1953年的时候，吴国桢反对蒋家父子继续推行一党政治和专制制度，认为不实行民主中国就没有出路。当然，在蒋介石的眼里是另外的解读，他认为这是民国政府的高层中已经“美国系带路党”，文有吴国桢，武有孙立人，岌岌可危。于是1953年以“贪污”逼走吴国桢，1955年以“政变”抓扣孙立人，到底真相如何，无人可知。
吴国桢最终选择了去美国，后半生是在美国担任大学教授，虽然他有机会返回中国，但是作为一个即反蒋又反共的人物，中国虽大他却无处容身。不过吴国桢在南开中学有一个金兰结义的大哥，周恩来，两人同窗不同路，却保持着私人友谊，在美国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吴国桢甚为悲痛，1982年让女婿从大陆专门找到他与结拜兄弟周恩来的合影带来美国，写道：“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结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史海钩沉，总是那么耐人寻味。很多人很多事，不是党争和政治立场能够一语道尽。
（三）
在这个时空中，吴国桢对于彭小文的各种举措无疑充满着兴趣，前面的几年中吴国桢一直是负责重庆的政务，与彭小文很少有交集，此次除了出任蒋委员长国际问题秘书和外交部次长之外，吴国桢也进入了“战时经济工作委员会”。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他会和彭小文接触越来越多。
“这是中国自甲午战争后第一次出境作战……”吴国桢开始修改自己给蒋介石准备的发言稿，对于缅甸战局蒋委员长早有安排，首胜的庆功仪式安排在缅甸腊戍，蒋委员长将亲自飞赴境外，为立功将士授勋。
“……这是国际主义的胜利，是中国恢复大国自信的标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保护地区安全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次出境作战胜利的庆功仪式，要更多的提到中国是在“尽国际义务”，作为国际问题秘书和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同时要和宋子文部长以及各国领事大使照会。
除了发言稿以外，吴国桢还要对各种国际上的舆论、信息进行总结分析，每年的1月，美国总统都会发表《国情咨文》，这也是美国每年的年度计划，对《国情咨文》的研判便是对美国政策的解读。这些都要形成报告提交给蒋介石。
整理完这些资料，天色已经发亮，吴国桢匆匆洗漱并喊卫兵准备车辆，蒋委员长也应该醒了。走到门口，吴国桢想了想，走回去打了个电话，安排道：“对，对，我是吴国桢，把今年的美国《国情咨文》发一份给彭小文，对，尽快办这个事情。”
（四）
拿到《国情咨文》的时候彭小文不禁笑了，自己还没有对吴大秘上任恭贺，吴大秘已经先向自己抛来了橄榄枝，好兆头！
“不错，小文，现在民国高层中的三代人你都有了基础，特别是这个吴国桢，你要跟他搞好关系。”张师爷得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
所谓高层中的三代人，是指“元老”、“在位股肱”和“新生代”，“元老”首推孙夫人和“顾问委员会”的九元老，这个组织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关键时刻是一个定海神针，此外像顾维钧、李虎臣、陈济棠、李济深、于右任、王世杰等人，同样属于这个范畴；“在位股肱”中，孔、宋、陈三大家族自不必说，陈诚、李宗仁、白崇禧、卫立煌、戴笠、俞大维等人同彭小文也有很深的交情；至于“新生代”，彭小文是当仁不让的代表人物，包括蒋经国、吴国桢、俞济时，还有那些青年才俊，而他们基本上都在彭小文的远征军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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